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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隔离：防疫安全线的历史与未来》写在新冠疫情之前，两位作者走访了许多中世纪到近代的隔离检疫场所，现代的隔离检疫实验室和隔离病房，考察了如边境检疫站、农业隔离检疫设施、地下核废料封存设施、NASA航天检疫部门等各种地方。书名原定为“The Coming Quarantine”（《即将到来的隔离》），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暴发，促使他们大幅修改篇章内容，并在这一大背景下反思“隔离”之于人类的意义。

《隔离：防疫安全线的历史与未来》入选了“第一财经春季书单”，经出版社授权，第一财经节选了书中部分篇章，以飨读者。

不意外的是，恐惧是对隔离的常见反应：对孤立的恐惧、对疾病的恐惧，最根本的就是对未知的恐惧。关于隔离的经历，留下来的历史证词很少，或许是因为其固有的、看似非英雄的被动性，隔离生活的强制空白往往会在回忆录和旅行记叙中略去不提。这些历史证词显示，一般而言，检疫一直是“一种最不受欢迎的制度”。这句话来自戴维·巴恩斯，他在记录费城检疫站的历史时，追踪了在这座建筑书写的信件及日记。他告诉我们：“许多人谈到极端的无聊以及不耐烦，还有对生病的恐惧。”

历史学家亚历克斯·切斯-莱文森在关于地中海检疫的研究中引用了英国妇女格里菲斯（Griffith）太太的旅行回忆录。格里菲斯太太写道：“直到现在，我才想到瘟疫。”她抱怨说，自己被马耳他检疫站收治一事产生了很讽刺的影响，使她“几乎害怕”生病。狄更斯在 1857 年的小说《小杜丽》（Little Dorrit）以马赛检疫所的场景作为开头，原本快乐的米格斯（Meagles）先生哀叹道：“自从我来到这里之后，就一直患有瘟疫。我就像一个神志清醒却被关在疯人院的人。我无法忍受对这件事的怀疑，我每晚都会醒来，然后说：现在我明白了，它已经来了，我即将遇上它了。”

对于许多欧洲旅客而言，在检疫中度过的时间令人不安：突然之间，他们变成了外来者，因为出国旅行而变得过于危险及肮脏，进而无法回家，使他们重返文明社会的机会变得不确定又因情况而异。切斯-莱文森引用了东印度公司官员戴维·莱斯特·理查德森（David Lester Richardson）的检疫回忆录。理查德森写道，身处“如此明显和可疑的人群中，而且知道陌生人会害怕我们的触碰”，是一种非常“奇怪的感受”。

在21世纪，事实证明新冠疫情封锁最初也同样可怕。在武汉，有人将封锁令生效前后的那段时间形容为“可怕的五天”，当时“武汉大多数人都处于极度恐慌的状态”，而病毒就在城市中任意游走，“像妖魔一样随时随地出现，闹得大家惊恐不安”。

这种激烈的情绪几乎难以持续到检疫期结束，而且不久之后，这种经验通常会转变为忧伤情绪的小调集成曲：焦虑、寂寞、压力、悲伤，这一切都被无处不在又不可动摇的单调乏味所覆盖。正如加缪（Albert Camus）在小说《鼠疫》（The Plague）写的，在强制封锁数周后，“最初几个星期的愤怒抗逆已经被消沉替代了”。

在2020年，这种无聊和沮丧的情绪就表现在以下事实中：据报道，英国人在封锁期间有将近一半的清醒时间都在看Netflix；美国的酒类销售量在大流行的最初三个月增加了27%；世界各地有几百人在“无目的地航班”上花了数千美元。所谓的“无目的地航班”就是尽管有旅游禁令，仍为“那些想要展开翅膀的人”提供的环游旅程，途中还提供机上餐饮。

对于1650年代的热那亚隔离者而言，供他们缓解无聊的选项或许更不吸引人。根据克劳肖的说法，“安特罗神父建议，妇女可以通过缝纫及修补或制作衬衫、为婴儿包裹襁褓和教会装饰品、进行精神上的奉献来保持忙碌”。当然，这些活动非常类似于医疗拘留限制以外早已存在的娱乐选项。隔离的其中一个讽刺之处在于它会让人觉得日常生活是非自愿的，甚至是不可逃避的，因而变得难以忍受。

圣嘉禄·鲍荣茂（St. Charles Borromeo）在16世纪担任米兰大主教时劝诫信徒，他们不该期待享受隔离，而是应该回归隔离的理念根源。“每个人都应该准备好妥善利用这段时间，”他建议道，“并将隔离期的每一天视为大斋期（Lent）的神圣时光。”艺术家弗朗西斯·艾维（Francis Hervé）在 1830 年代奥地利与匈牙利卫生边界上的泽蒙［Zemun，当时称为塞姆林（Semlin）］接受隔离时写道，他的旅伴就缺乏这种精神支柱，在隔离期第一天写信，第二天清点自己的旅行花费。“但在第三天之后，他没有办法驱赶烦躁的情绪，而且不断嘟嘟囔囔抱怨，”艾维写道，“他会在8点钟上床来消磨一些时间，但那样的权宜之计也没有帮助，因为他发现自己这么早就寝是无法睡着的。”

“无聊只是一种信号。”在佛罗里达大学研究无聊这种情绪的心理学家艾琳·魏斯盖特（Erin Westgate）解释：“它会警示我们，我们正在做的事没有意义，或是我们没有专注参与。”美国人在新冠疫情封锁期间对这种信号的应对方式千差万别，包括通过社交媒体狂刷负面消息，挑衅违规者和不戴口罩的人，不断打开冰箱门来提振精神，或者只是倒一杯饮料。（魏斯盖特的研究显示，酒精确实能有效压抑无聊的情绪，“至少暂时压抑”。）

其他人则发现了更高尚的应对策略，包括为邻居缝制口罩及运送食物、烘焙酸面团、学习语言、制作Zoom歌剧，或者单纯沉浸在大自然或自家周遭的美好事物中。历史上充满了这种令人羡慕的生产力案例，比如法国诗人兼政治家阿尔方斯·德·拉马丁（Alphonse de Lamartine）声称自己是在泽蒙隔离期间写下了备受赞誉的游记《东方之旅》（Voyage en Orient）的塞尔维亚部分；英国政治家本杰明·迪斯雷利（Benjamin Disraeli）也不遑多让，在 1830 年夏季关在马耳他检疫站期间创作了两本小说的草稿。在狄更斯的《小杜丽》中，米格斯先生最终怀念起他逗留在马赛检疫站的时光。“但是，上帝保佑我！”米格斯先生一边津津有味地搓着手一边喊道，“隔离是一件极其愉快的事，不是吗？你知道我常常希望自己能重返那里吗？我们这群人相处得很好呢。”

事实上，19世纪见证了一种新文学次类型的短暂繁荣。在这种文学次类型中，检疫站悠闲又必然全球性的环境成为发现共通兴趣，甚至萌发恋情的场景。［1830 年发表在《纽约月刊》的甜蜜短篇故事《爱在隔离时》（“Love in a Lazzaret”）就是该文类的经典，来自美国北方的旅客德拉诺（Delano）对一位医疗拘留的同伴产生“最无法抵赖的症状”—这里指的是爱情，而不是霍乱。］正如文学学者凯莉·贝齐奥（Kelly Bezio）所写的，“隔离叙事努力将所有民族的共同人性描绘成一种慰藉的来源”。可惜的是，这种关于隔离的统一与分离力量的观点非常罕见。

两个世纪之后，新冠疫情大流行促使以隔离为主题的情色作品兴起，其中包括涉及免洗消毒液、Zoom窥视症、被迫和陌生人一起隔离的色情故事。魏斯盖特的研究还包括了她所谓的“混蛋研究”（the jerk study），她会在这种研究中强迫受试者观看一部极其无聊的影片，然后让他们选择通过按钮来拿走别人的钱，理由只是为了有事可做。她的研究呈现出具有说服力的证据，显示如果无聊的人只拥有糟糕的选择，就会做出伤害自己或他人（或两者皆有）的行为。相反地，如果同一群无聊的人也可以选择给别人钱，那么几乎每个人都会照做。她说：“不过，如果你没有给他们选择，他们就会四处张望然后说：‘我没有事可做，所以我要做坏事了。’”

她继续说，从这项研究推断到隔离的单调乏味，显示当局或许不仅应该提前思考隔离的后勤问题，也应该思考隔离的体验，即隔离的原因，以及地点、内容、方式。“只是说‘大家回家并待在家里’是不够的。”魏斯盖特说：“你应该试图在隔离期为人们提供有意义的事来做。不一定要是快乐的，只要是丰富心灵的经验就好。”

（本文摘自《隔离：防疫安全线的历史与未来》，标题为编者所拟。）